被稱為“後王朔時代的北京頑主”的石一楓,1979年生人,著有長篇小說《紅旗下的果兒》、《我妹》等,其文幽默戲謔中見滄桑,充滿了語言快感。他在微博上則自詡為“純情少男”——到底有多純情,看看這篇《曖昧才是有愛有未來的》就知道了。
  ——主持人 蔡夢吟
  說個矢志不渝的先進事跡。
  我在高等學府上本科的時候,有個外系的哥們兒從內蒙古來,被大家稱為“悶倒驢”。這個外號好像來自他們家鄉的一種白酒。記得此人倒是一點不悶,也沒有像驢的地方,並且酒量不大,一喝就變成一盞通了電的紅燈籠,善噴。後來畢業,“悶倒驢”算是學有所用,到一家網絡公司去做了程序員。
  大家都是剛畢業的學生,閑來還喜歡串來串去的,互相蹭對方單位的飯和勞保衛生紙。有兩次我去中關村找“悶倒驢”,結伴兒出門的時候總見一前臺姑娘對他側肩媚笑,還給他留一杯大量加糖加奶的“辦公室咖啡”。姑娘介於漂亮和不漂亮之間,眉眼讓人想起某種尖嘴小獸,側面看比正面看有風情。我們拿這事兒調笑他,“悶倒驢”也欣然接受:
  “這是我的‘情兒’。”
  究竟“情兒”到了什麼地步呢?好像也僅限於側肩媚笑和一杯咖啡。當時的“悶倒驢”房無半輛車只有倆輪子,而姑娘家裡好像是個富有的回遷戶,倆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親不親,階級分,“悶倒驢”能夠嘗到的甜頭雖然細水長流,但是臆想的成分遠大於實質,屬於空頭支票。據說他也不是沒想過更進一步,也打算約姑娘下班後去看電影,但隨即因為心虛而作罷了。
  有個朋友點醒他:“你們正在搞的,就是典型的曖昧啊。”
  那人對於“曖昧”還有一個刻薄的闡釋:倆字兒都和“日”有關,而一個假裝有愛,一個假裝有未來。眉來眼去算不算一種泛化的前戲,算不算和“日”有關係,恐怕還得弗洛伊德來解釋。而假裝的有愛有未來,則相當貼切地說明瞭這種勾當的微妙之處。只可惜當時的“悶倒驢”和大多數愣頭青一樣,都處在酒要喝吐了肉要吃頂了戀愛一定要抱團打滾的粗俗階段,沒耐心咂巴曖昧的味道。他在那個公司幹了幾年,又像很多IT界的有為青年一樣,註冊了個皮包公司,急吼吼地創起業來。與姑娘招呼也沒打,一笑之間就此別過。
  後來的“悶倒驢”經歷了常見的人生起伏。最開始的幾年,他有點兒像《紅玫瑰與白玫瑰》里那個振保,“做人正在興頭上”,公司莫名其妙地趕上了一撥兒互聯網的燒錢運動,搖身一變成了滿嘴大概念的知本家。女人也自然不缺了,他迅速娶了個待價而沽了好些年的文科校花研究生,進而又有了真正的“情兒”,和一野模打得火熱。那段時間也沒人好意思管他叫“悶倒驢”了,外號一度變成“潘驢鄧”。但是又過了幾年,市場不太好了,他開始巧舌如簧地管朋友借錢,然後巧舌如簧地賴賬,最後淪落到了巧舌如簧地蹭吃蹭喝的地步。情兒自然跑了,順便捲了車和房子,老婆早已出國,適時地改嫁了一個國外漢學家。
  也就是說,“悶倒驢”此時是一頭悶頭倒下的驢。好在無產者雖然一無所有但還剩下自身的勞動力,他和比他年輕七八歲的應屆生們一同投入已經變得慘烈得多的就業市場,終於找了個工作,卻還是原來那個公司原來那個職位。對於“悶倒驢”而言,歷史還真是循環的。
  歷史的另一個循環,在於當初的曖昧對象仍舊還在,只不過已經從前臺變成辦公室主任,從姑娘變成離婚少婦。多年以後再次重逢,執手相看淚眼無語凝噎那一套全免了,她報以“悶倒驢”的,仍舊是每天下班的側肩一笑和一杯辦公室咖啡。然而這時的笑與咖啡,就有了久而彌篤、滄海桑田的味道在裡面了。我們幾個朋友都勸“悶倒驢”索性主動出擊一次,把緣分續上,像村裡的閑漢和寡婦一樣,搭伴兒過算了。畢竟倆人都閑著,畢竟這麼多年後還能看他順眼,這實屬難得。
  而“悶倒驢”的考慮卻跟我們不同。他進而發出一番滄桑過後的感慨來:“這麼多年,有哪個女的待我是真心,或者說愛好的不是我的錢而是我這個人?好像只有這個了。她為什麼能夠做到呢?就因為那種狀態是曖昧。一旦捅破那層窗戶紙,多半我俗了她也俗了。”也就是說,在如今的“悶倒驢”的概念里,曖昧才是有愛有未來的、超越了世俗考量的真性情,而它之所以超凡脫俗,恰恰因為不涉及實質關係,是羚羊掛角的“曖昧”。
  “悶倒驢”的總結是:“我要捍衛曖昧的純潔性。”
  時至今日,倆人仍然維持著側肩一笑和一杯咖啡的關係,活得跟早戀的高中生似的,精神世界看起來很豐滿。  (原標題:曖昧才是有愛有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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